3位特殊的55年大校:1位3枚一级勋章,1位勋章递减,1位无勋章
1955年,新中国在首次实行军衔制的同时,还为全军干部颁授了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、解放勋章,分别对应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 而当年有三位大校的勋章非常特殊, 一位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,超越不少将军;一位的勋章等级竟是一二三级,越往后越低;一位直接是无勋章,相当于三个阶段未做出贡献。 他们能出现如此独特的情况,那是经历了什么遭遇呢? 一、三枚一级罗厚福 当年的勋章都分别三个等级,想要获得三枚一级,硬性条件必须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师级以上干部、抗日战争时期的旅级以上干部、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以上干部。 在我军以百万计的指战员中,三枚一级勋章的获得者仅144人,未佩戴将星的就只有3人:罗厚福以及没有参与授衔的周保中、冯白驹。 有很多人说大校第一人是尹先炳,本来已被定为中将,因犯错降为大校。但尹先炳的八一勋章只是二级的,这方面还不如罗厚福。 其实按照罗厚福的历史职务,55年要成为将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他有过五次留守经历,让鄂豫皖始终红旗不倒。 第一次是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,罗厚福带着郑位三给的13颗子弹和少数几人回到黄安从头开始,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发展出近两百人,成功等到与红25军会师; 第二次是红25军主力进行小长征,这次郑位三给了他20个人,叮嘱:“黄麻是我们的革命老区,不能没有种子啊,一切都靠你了”。 罗厚福就带着这批骨干钻入老君山,硬抗了国民党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刘镇华的数月围困,最终等到了红28军, 后出任过鄂东北道委第3路游击师师长; 第三次是抗战爆发后,红28军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,罗厚福留了下来出任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副主任兼干部连连长。 后来他通过收拢愿意抗日的国民党溃兵以及早前失散的红军,发展到上千人。并且在1939年5月,他还率部联合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奇袭伪军第八军军部,俘虏伪军一名旅长及团长以下官兵300余人。 凭借实打实的成绩, 罗厚福后来担任过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旅长、新四军五师第一军分区司令员。 第四次是中原突围后,时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兼独1旅旅长的罗厚福本已率部突破襄河,按计划接下来是挥军入川,开辟川鄂根据地。但上级一道急电,罗厚福又率部返回接应正在突围的左路纵队,后与左路纵队共同组建鄂西北军区。 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是王树声,罗厚福则出任副司令员 。可惜由于敌人势大,且鄂西北军区应对方式有误,导致生存范围被日益压缩。 最终1947年2月王树声下令主力撤出,他本人也是化装转移,罗厚福却又一次留下来,靠着少量人马跟敌人打了三个月游击。直到张才千江南纵队赶来会师,情况才得以好转。 第五次是刘邓挺进大别山后,罗厚福出任鄂豫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员,奈何刘邓大军未能在大别山站稳脚跟,主力于1948年3月转出,罗厚福再次留下来打游击。 当然,这是最后一次,他带领一部分指战员坚持到了大军南下的那天, 在湖北军区成立后担任军区副参谋长、副政治部主任。 这个湖北军区非后来的省军区,当时是“兵团”编制,司令员由先念同志担任,副司令员则是王树声和王宏坤,罗厚福的职务属于正军级,所以他各阶段都符合一级勋章的条件,正常来讲,也符合将军的授予标准。 但是,在建国初期的“三反五反”运动中,有人举报他举办卷烟厂有“走资”之嫌,还包庇地主。 这指的是1948年刘邓大军撤出大别山后,罗厚福曾在陂孝礼地区搞卷烟厂。事有这么个事,但他办厂更多是为了部队生存,以及安置烈属,得不到外界支持还没有经济来源的话,很多人都会被饿死。 至于包庇地主,是因为该地主战争年代给罗厚福的游击队提供过不少帮助,建国后罗厚福就举荐此人进入卷烟厂,算是一种保护和报答。 论迹还是论心,在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答案,罗厚福还是受到影响,导致55年只被授予大校。 不过组织还是知道他的贡献的,1961年罗厚福晋升为少将,终究还是佩戴了将星。 二、勋章递减周时源 当年勋章的等级是跟历史职务有很大关系的,周时源的勋章是一级八一、二级独立自由、三级解放,数字是递增,重要性却递减,这也代表着他的生涯是高开低走的。 单论土地革命,周时源实权比罗厚福还大些,罗的师长是地方游击师,周却是实实在在的主力师:红4军第11师,这是四方面军的精锐,与周时源搭档的政委是开国上将陈锡联。 但周时源后来的发展有过三次大波动,一是受到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影响,在延安学习了很久,直到1938年才上前线; 二是他调到新四军获取一些胜利后就飘飘然,竟出现贪图享乐、打骂指战员等军阀主义的苗头。上级屡次批评他都不听,最终被撤职回延安学习; 三是他对组织教育表现出排斥的态度,每天学习文件、撰写检查、参加小组讨论的生活让他感觉不适应,竟在1940年6月22日晚携械潜逃。 这个做法让事情性质升级,组织将其逮捕回来后开除党籍。 所以后续的抗日战争时期,周时源都在学习,没有再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。日本投降后,中央念其悔改态